邱志杰:重读尼采

2017-10-09 18:56 来源:当代艺术与投资 作者:邱志杰 浏览:441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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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

唯境界论者

尼采对具体的生活方案的意见也许是可以反复地思量的。比如对于禁欲主义,对于奴隶制和贵族政治的信念。抛开这些具体的看法,可以看到的是气质,就是贯穿在他所有的写作中的同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这标准不是逻辑上的,而是美学上的,其实是一种趣味:那就是,尼采其实是一个唯境界论者,既不是唯心主义这也不是唯物主义者。境界是客观的,并非人可以凭心力心愿改造,境界也非同于物。只要是冲突争斗之境,都会呈现出兴衰成败,有大变大动之美,这美是残酷的,个人在其中的遭遇是悲剧性的,但是因此焕发出崇高的生命力。只要是这种力与力相冲激之乱局,尼采便以为是生命的真相。这种真相对他来说成为替代科学所提供的真实世界的幻象。因此这样的思维又一次简单地回到形而上学——即假定一种状况为第一推动力,或原初真实,或万有之源。只是“意志”在这里代替了上帝。

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人的狄奥尼索斯境界,其实尼采是为了反驳近代科学观的日神理性主义而刻意夸大的。古希腊不可能是这样绝然断裂的两个阶段。那这种臆造是有所为的,但是必须得要信任某种方案才能有所行动吗?我们历来所推崇的某个境界是我们的臆造吗?比如魏晋风骨,是一种境界,已经经过详尽的描述,也有着《世说新语》中大量的样品可供模仿,那是构建起来的吧,那是为了辩驳什么吧?我们的圣人境界呢?还有更晚近一些的范例呢?

中国文人理想恐怕一直都是境界论者,中国文人恐怕一直都是既不唯心也不唯物而是唯境界的。这一点是相似的,不同在于,境界对于中国文人的作用似乎不是酒神狂欢式的幻觉,那种幻觉虽然片刻强大,却是一种毒品一般的东西,恐怕经不起日常生活的点点消磨。酒神的狂欢和佛陀觉悟时的法喜充满不能比,和逍遥游更不能相提并论。我们的境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点滴地修持,在日常的待人接物的细处下功夫,同样落实到互动的施受双方的心理感受。也许我们太实在,也许我们需要癫狂。或许我们只是需要假装癫狂。那不妨是一种方案。

一种可能生活的方案:还没有死就装死。还没有疯就装疯。装疯,过完我的余生。以疯狂的名义,我就可以完成我的实验,为所欲为,交付给欲望,并提前接受迟早一定会到来的惩罚。但是会赚到一点自由。一点点的自由。

另一种可能的方案是:其实我早就疯了,但现在我一直疯狂地在假装理智。

无神论的重要性

坚持无神论需要极度坚强的神经,尼采体弱多病,其实甚不适合这个使命。体弱多病的人容易信神,这一点东汉朝的王充就已经明了,无需多言。同样,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处于困境的人也容易信神,历来传教士总是同时兼当医生。人一生病,本来就伴随着判断力的下降,加上对于前来救治者的感激和信任,不小心就会着了道儿。

近代以来的宗教宣传家总是不遗余力地指责科学,其聪明的狡辩者往往会托辞于当代科学的有限,貌似逻辑地证明科学并不足于证明神之必无。似乎宗教家们从科学哲学家们那里学会了一种以退为进的逻辑:全局上他们宣称自己不是今天科学所可以证伪的,而不再坚持证实论。但在具体的交往中,又总是拿出种种事例来作证实的企图。(最滑稽的是我读过的一些庸俗佛教读物,居然用我们今天所见的星光到达地球时已经走了几十万年,来说明人可以见过去之物。)

尼采的战斗之所以可观,部分原因在于他并不是要用科学来辩驳宗教,而是意志。这样的理由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美学的。我们根本不需要讨论上帝的真假,而是要讨论上帝的善恶。就算上帝是真的存在的,但它让我们不爽,它让我们成为不负责任的懦夫,这就够我们来下决心拒绝它了。“你属于怕光的那一类人,属于在光辉中不能安居的人”。因此,祈祷是可耻的,祈祷这就是那种把脑袋深深地插在“黑暗和雾气”中的人。

然而宗教像是一种捕捉灵魂的蜘蛛,一直会耐心地狩猎。有时候会在你体弱多病的时候乘虚而入,或是,以善行和美学的形式。

我疑心今天的小青年中,对于宗教有好感的多半是出于对其形式的美学上的肯定。比如因为基督教教堂建筑之崇高,玻璃窗的光线之迷幻、管风琴和唱诗班的和声之动人,就恍惚觉得有上帝在了。这种经验类似于吸毒。至于藏传佛教,从雪山蓝天的壮美风景沾光更多。每逢遇到喇嘛教原教旨主义的小资,我总爱给他们煞煞风景,讲一回后藏仲孜寺生钦活佛四世的故事:这位老兄因为勾结英国人出卖西藏利益,被当时的达赖喇嘛处死,因为实在太罪大恶极,杀不足于平愤,达赖班禅一合计,决定取消这个活佛的番号,叫他永不得转世。哈哈,这可比昌都战役时藏僧念经要咒死解放军,结果被活捉的故事,来得幽默得多了。

2003年的印度之行,我带着电脑中的大藏经文件,顺着佛陀一生的行迹,一边旅行一边阅读。满目疮痍的印度大地不断提醒你宗教为祸国家人民之酷烈。追溯原始佛教的思想,结论是:佛陀在当时实在是一个查拉图斯特拉!尼采处于对佛教的误解,从来讨厌佛陀,他一定不喜欢我这种说法。佛陀在婆罗门教统治下举起的其实是反宗教的哲学化大旗。可气可惜的是在后来的演变中,为了和下流愚民的宗教竞争拉赞助,佛教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宗教化。等到沦为密教,佛陀的改革就彻底失败了。伟大的佛陀似乎对此有所预见,所以预先留下了教外别传的禅宗来毁佛骂祖,颠覆教条,以恢复原始佛教的哲学精神。这样说来,巴利文原始佛教中那个并非神通广大的,会受伤,会肚子痛的佛陀,实在就是一个好老师而不是神,实在很接近我们的孔圣人,“如是我闻”实在就是“子曰”。

从东汉佛教传入到惠能,再到心学的彻底消化,我们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最终保住了中国文化在去宗教化的正脉上延续下来。长安的大唐景教碑不算,从元末正式算起,基督教传进来也五六百年了,我们还要用多长的时间来消化它?这次来势之凶猛远甚于佛教入侵,因为这次不是我们中有人去取经取来的,而是人家用坚船利炮和航空母舰塞来的。同时也用美和善的形式作包装,也深入到最贫苦的农村——基督教当年在罗马帝国的成功是由下而上的,而王子出身的佛陀一贯走上层路线,农村包围城市的招数,传教士们太精通了。在这一点上,尼采的贵族倾向,是难于防范的。要拒绝祈祷,我们还是要求助于儒者的信念。而这套信念中,意志同样可以是重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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