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情感和日常生活:17-19世纪早期的公共领域新形态

2018-11-16 16:14 来源:公共艺术 作者:余玥 浏览:386 A+ | A-

众所周知,情感不仅对于艺术创作非常重要,同时对于公共生活也意义重大。把情感和公共生活作为话题讨论只有在现代时期才得以可能。现代人认为,在古典时代,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相对于理性的第一性,情感、感性是服从性因素,或是第二性因素,这方面的典型论述,可以在笛卡尔晚年论述激情的作品中找到,他认为自己对情感和激情的讨论,在上述意义上是具有时代开创性的。

从现代以来,情感地位的提升同时也导致了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崛起。18世纪的中期可以被认为是美学现代性的确立时期,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理论才真正代替美学讨论成为主流讨论。从鲍姆加登在1750年代创立美学开始,到今天也不过只有200多年,但情感作为一个议题其实早就开始了,美学创立之后,情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捆绑在一起成为了美学所讨论的核心话题之一,并为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规范而做出贡献。因而我们要先讨论17世纪的两位哲学家,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然后将讨论确立美学和社会新规范理论的代表人物席勒。

哈贝马斯在80年代发表的文章《现代性——尚未完成的方案》中对后现代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并不认为现代性已经结束。他引用了德国历史学家尧斯的说法,“现代性”出现于公元5世纪,它是为了区分罗马异教的过去和基督教的现在。现代性从开始就是一个区分的概念。当在处于转折时期的人,一方面要和过去一刀两断,另一方面要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理解时,现代这一概念就会不断出现。

雷蒙威廉斯也指出,在17-18世纪,现代这个词被用于贬义,它表现在对于“永恒”价值的背叛,对于经典和传统的违逆。它被首先用在建筑、语言、服装、行为领域。直到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现代艺术的进展,现代才获得了相对正面的含义——改善、另人满意的、有效率的,特别是在1890-1940年间。而哈贝马斯和阿多诺都用我们最近的“现代”来描绘19世纪工业化之后的时代,这个节点被定在1850年。

1850年代正是波德莱尔在巴黎活跃的时期。阿多诺受到了本杰明的影响,认为50年代就是所谓现代性兴起的重要时间点。波德莱尔开启了一个新的情感的表达时期。相对于前现代以道德和善为核心的时代,现代情感是漫游式,没有边际的,它的代表就是忧郁。忧郁就是欠缺最终目的漫游活动和持续的自我决断,及自我决断的延迟(即:总是面临新的决断),它表现为焦虑、恐惧、强迫、精神和身体衰弱等,同时表现为敏感、多疑等症状。这些症状与时代精神的转变直接相关。

霍布斯,现代性,情感和日常生活:17-19世纪早期的公共领域新形态,席勒,霍布斯,斯宾诺莎,余玥,人类的美育书简,情感与公共生活

霍布斯

当然,在我国对现代(包括近代)的界定,是与资产阶级兴起相关,这一时间大致被定为17时期中叶。因为的确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发现了情感与规范性问题的重大关联,并由此开启了有着高度自觉的对现代社会和共同体秩序探讨的新方向。两位代表人物:霍布斯和斯宾诺莎。

利维坦,现代性,情感和日常生活:17-19世纪早期的公共领域新形态,席勒,霍布斯,斯宾诺莎,余玥,人类的美育书简,情感与公共生活

利维坦

霍布斯作为现代第一位有意识地建立一门不同于伦理学和所有其它实践哲学的政治科学的人物,将其对政治秩序的讨论,嵌入到了对人的讨论之中,而又将后者嵌入了对物体的讨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非严格决定论式的)三重嵌套结构。对他而言,不了解人类学,就无法建立政治科学。而沟通二者的关键,乃至形成二者结构类似性的关键,则在于情感和激情。霍布斯的政治科学,之所以不同于过往,在于他并不承认先于任何实现进程的、具有先天稳定性的政治原则。

在霍布斯之前的传统中,这一原则在原初时刻就获得了其典范性,并成为政治活动的最终目标。而他认为最低限度的共同体保存,只能在面向动荡不定的未来时才会出现并显得必要。动荡不定的未来这一时间维度源于不断改变和要求自我保存的欲望,欲望永不休止的向前,这一点同时带来两种激情,一种是自负,要将一切欲望最大化的实现出来,此种激情导致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状态中的战争;另一种则是恐惧,对被外在强力消灭的恐惧。在自然状态,虽然恐惧并不强于自负,但恐惧加上合理的计算性理性,却让人走出自然状态,而进入最低的具有安全保障的规范性状态,即国家状态或利维坦状态。

合理的计算性理性之所以能够与恐惧联合起到推动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作用,是因为它就相应于那种较高的、但较弱的欲望,即求知欲。人类的求知欲寻求能够更好地进行自我保存的方式,也就是指向避免恐惧、死亡和未来消失的方法,为此,才需要进行规范制度建构。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和国家规范建立的真正动力,就在于这种人类学的基本情绪的作用。这和之前建立在目的论和人类尊严与自由本质上的政治规范,完全不同。情感和激情,现在被认定为共同体秩序维持的核心。

斯宾诺莎,现代性,情感和日常生活:17-19世纪早期的公共领域新形态,席勒,霍布斯,斯宾诺莎,余玥,人类的美育书简,情感与公共生活

斯宾诺莎

而斯宾诺莎同样持这种观点。虽然在一般教科书上,他被列为与霍布斯所属的英国经验论传统相对的大陆唯理主义传统,但事实上,二者规范理论的相似点却非常多。

同霍布斯一样,斯宾诺莎认为,在个体层面的自我保存驱动下,每个有限个体都倾向最强化自身,盲目追求利益和力量增大所带来的快乐,而并不顾忌秩序的建立。规范建构正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但它不能以减少或者控制快乐为代价,而必须将盲目的被动的快乐,转化为有意识的主动的快乐,后者乃是因为理解了事物存在的原因并以此行事而获得的快乐,而前者只是相应于身体遭遇到与自身相应的状况而接受到的快乐。

对快乐原因的理解和主动延续增强快乐的途径,并不在于理解一些抽象的知识,而在于理解不仅作用于单一个体,而是绝对的存在的普遍作用,理解身体和心灵的严格规律。这些理解是通过充分综合各种个体的实际情况而达成的,其解释力和有效性的涵盖面越广,其自身也就越趋于完善和无限。这种理解是否是充分和正确的,有其判别标准,即:能不能持久地引起共同体而非个体的快乐,并出于此快乐,共同体主动意愿将之延续下去。这种快乐,因为它产生于、并进而再生产出跨越个体认知限度、综合共同体每个成员的知识,就是联系每个实际个体的力量,此种连接力量就是爱。真实的规范共同体,一定是具有和体现爱的秩序的共同体。在其中,每个人都不能被作为实现他人欲望的工具来被利用,而要被作为具有与他人同等尊严的人来被爱。这一基于爱的情感的规范性建构,显然对于席勒等人,有着重大的影响。而相比于霍布斯始终在孤立的个体层面盘亘,以此寻求(按罗尔斯的说法)合理但非真正理性规范,斯宾诺莎则特别重视共同体和理性的共同观念、共同知识维度的特殊性,并因此引入了一种新的基于情感的规范性理论。

席勒,现代性,情感和日常生活:17-19世纪早期的公共领域新形态,席勒,霍布斯,斯宾诺莎,余玥,人类的美育书简,情感与公共生活

席勒

 贝多芬对席勒的致敬《欢乐颂》,现代性,情感和日常生活:17-19世纪早期的公共领域新形态,席勒,霍布斯,斯宾诺莎,余玥,人类的美育书简,情感与公共生活

贝多芬对席勒的致敬《欢乐颂》

结合上面说的霍布斯和斯宾诺莎,我们这里要从情感出发来讨论规范性的建立。

一切规范和国家秩序都不能只从道德和法律上来解决,如果不讨论情感问题,那么一个国家的良善日常生活是不可能实现的。情感的认同才可以使得一个社会步入良善和和谐,规范性秩序一定要建构在爱的基石之上,德国美学家席勒正是希望通过他的工作来勾勒出从美到情感、再到规范性的关系。在讨论席勒美学前我们还必须要回到赫尔德,他推崇一种人,即天才。这些人突破了传统的规则,自己为自己创立规则,比如莎士比亚。天才的创作素材并非来自于传统和古典,它们来自民间、日常生活,只有这样他才能突破传统,创作新的艺术规范。天才在日常生活中寻觅的目的是最后表现自己的情感,就是试图把最细小到最宏大的情感以某种自为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德国古典美学的讨论中,天才和鉴赏力是一对概念,分别对应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

赫尔德认为在两者中,天才更重要。这和康德刚好相反,康德认为鉴赏力更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康德并不认为,天才的激情和欲望,对于艺术评价来说,是最为关键的,美的情感是特殊的非欲望型情感。而对于席勒来说,艺术不仅仅要来自于日常生活,同时还要成就新的日常生活和规范,他继承和发展了赫尔德,强调艺术有着塑造和改造社会规范的政治维度,而并不认为,美的情感一定要从各种实际的、向好的欲望和冲动中被小心地清理出来,作为一个特别的类型。

席勒的《人类的美育书简》,通过审美教育可以培养出新的市民生活的主体,通过这些新的主体联合可以导致一种新的国家,即审美国家——通过审美来形成新的人类共同体,以及新的社会性规范。(审美国家在纳粹的维度上却是灾难性的,也就是说美育教育也可以滑向另一种意识形态控制)

《人类的美育书简》发表于1795,是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6年后,席勒是所谓的后革命时代的学者,在后革命时代的迫切任务就是重建新的规范。灾难性的法国大革命导致了地狱般的修罗场,席勒对此展开反思,他认为启蒙的先驱们虽然在理念上已经准备好了,但社会大众却在感性层面上没有任何准备。这导致了在理念的落实上出现了断裂,即没有相适应的日常生活的感性形式配合。旧的社会规范已经奔溃,而新的又无法建立,因此混乱和杀戮弥漫整个现场。因此他认为在讨论严肃的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前,应该先讨论美的问题。他提出了美先于自由。席勒颠倒了卢梭的论调:“ 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认为人始终处于强制力之下,但向往自由。席勒的自由尊寻着康德的论调,人不能把他人作为手段,而是要作为目的。只有自我把自我,以及把他人目的化那才是自由的。自由是无法容忍对人的工具化。只不过,这种论调,席勒可能更倾向于通过斯宾诺莎化康德来发出,这很可能受到了赫尔德和歌德的影响。

席勒是一个渐进改革者,他推崇一种有教养的阶层,他们处于理性和感性的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如何才可以造就这样的人呢?那就要通过他所言的审美教育来达成。审美教育可以让由感性、物质层面主导的人离道德和理性更近一点;使得精神和理想气质的人离物质层面近一些。审美教育可以通过游戏和自动的排演,以及互动,模仿去逐渐改变和影响一个人的生存心态。教育是一种浸染和熏陶,它要达到的最高目的就是让假象代替真象——艺术的假象要胜过机械碎片的真实。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新的市民阶层才能冉冉升起。

席勒认为人有三种冲动,对应物质的感性冲动;对应理性和道德的形式冲动;以及处于其二者间的美学的冲动——游戏的冲动。这一三分法貌似和康德的三个批判类似,但是却完全不同:

1,在康德处感性服从理性,但对于席勒来说,感性和理性并列、平等,重要的是如何协调和配备两部分。

2,席勒谈的是冲动,而康德否定了美和冲动、欲望的关联,因为他认为美是无利益攸关的。席勒认为美无法和欲望、冲动分离开来,美首先体现的是一种游戏冲动。同样在席勒处道德也可以体现为冲动,因此游戏的冲动就可以和道德的冲动对接,这样美获得了政治和道德的维度,美无法和道德完全区分。因此美育塑造出来的人才有希望构成良善的政治主体。

3,一个良好的社会,就要有一个良好的感性分配。规范性建设不只是一种制度建设,同时也是一种感性分配的建设,即情感建设。因此,规范性社会的后革命养成,首先有赖于美育。

有趣的是,不同于郎西耶(他依据席勒的资源,强调现代的可感分配)主张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民主制度,也不同于康德在道德领域坚持的王国构想(虽然在实际实现上并非君主制),席勒主张的是精英制的共和政治。其原因在于,席勒仍然持有天才理论。但这种非革命式的天才(与赫尔德完全不同),在今日还有什么意义,或许值得今后再深入探讨。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崇真艺客的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发表评论

艺讯订阅

联系客服
86-021-62666063
info@trueart.com

分享

×